詹金斯手里拿着一个小鸟雕塑，她梦想着像鸟一样自由旅游，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处在人生高峰。”

健康的小米歇尔和摇晃婴儿综合征患者加比。

为了孩子们，鲍威尔把当天最后7美元花在了热狗和炸薯条上，孩子们为了食物发生争执。

在音乐会上弹奏钢琴的阿瓦达金。

80多岁的安妮。

98岁的钢琴师罗伯特给老人们弹琴。

16岁的安和13岁的弟弟若米奥，他们已经深谙艾滋病和死亡。

我出生于西安，从小在陕北农村长大，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

我进入新闻摄影这一行纯属误打误撞。当年我非常喜欢写作，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学新闻，做记者。那年刚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设立了新闻摄影专业，第一次对全国招生。我荣幸地加入了“黄埔一期”，觉得学这个专业我可以一手拿着相机拍照，一手写字，自己出去采访不受限制，这样多好！

年，我有机会前往美国，先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实习了4个月，后来又去雪城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读研。这期间我在几家报纸实习，包括《雪城日报》《匹兹堡纪事报》《迈阿密先驱报》。年，我回到北京，做自由撰稿。

采访对象的母亲也会是你的读者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位前辈曾经观察过我的采访。他说，记者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索取型的，“我来了，得到了我需要的素材，我走了”；另一类是“我来了，我需要采访你的故事，你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我怎么能帮到你？”前辈说：“你不是一个索取型的记者，你懂得尊重对方，但是这还不够。”

的确，尊重被采访对象是一个健康关系的基础。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照片中感受到被拍摄对象作为人的尊严，受到平等待遇的渴望，希望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改善生活，帮助别人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是，我想反映出他们的梦想和人性的光辉。

在拍摄肖像的时候，我尽量花时间熟悉被拍摄对象，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国的“穷忙族”（workingpoor），什么是贫穷的代际传递。

儿童是一个社会贫困和不公的面孔。年的佛罗里达州，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采访过的很多孩子，只希望能有一身合体的衣服和一双合脚的鞋。他们担忧自己和家人没有地方过夜，担心周边充满毒品和枪战的危险环境。他们期待生活中有些光亮，能带给他们希望。

有一次拍铁路火车事故现场。我知道如果用广角镜头拍，这张照片的冲击力会更强，但我选择了退后到足够远的地方，给对方空间，保护对方的尊严。我用长焦拍摄了这张照片。

要记得，采访对象的母亲也会是你的读者。

我最怕看到天灾人祸之后，媒体把话筒举到当事人的嘴边问，“你现在怎么想？”“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可以理解在突发事件的现场，记者发稿有紧迫的压力，但是发掘信息又不给当事人造成困扰和二次伤害，是重要的能力，也是我们的本职和本分。

在采访先天弱智、患有极端自闭症的尤阿尼的时候，我曾经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过两夜，拍到了他被疾病折磨的样子。他必须被关在围栏里睡觉，清醒的时候会长久地呼啸，还会伤害自己。

尤阿尼从两岁起就被他的姑奶奶珍妮特收养了，珍妮特从精神到体力都不堪重负。当尤阿尼在深夜里长啸并伤害自己的时候，无可奈何的珍妮特在我的眼中就是天使。在我采访他们之后的几个月内，珍妮特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倾诉自己的感受。我能做的就是做个好听众，不索取、不猎奇。

还有68岁的詹金斯，她失去了丈夫、儿子、孙女和母亲。她中风，坐进了轮椅。糖尿病、心脏问题和高血压已经严重破坏了她的身体，但她很乐观，并试图让自己尽量好好生活。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处于人生高峰。在拍摄詹金斯的时候，我希望人们看到的是她乐观的精神状态。她渴望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周游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生理缺陷来换取同情。

年的夏天，我采访了舞者金星。金星性格直爽，一见面就问我几岁，听了我回答就说：“你比我小，就叫我大姐吧！”她一边往嘴上涂着亮红的唇膏，一边告诉我：“妹子啊，咱们女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金星的变性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手术中她的左小腿被压迫了16个小时而没有知觉，小腿肌肉到脚趾神经全部坏死，即便恢复过来也只能瘸着行走，这对于一个以舞蹈为生的人来说是天大的打击。金星咬着牙，坚持每天强化训练，配合针灸治疗，一年多以后，她又奇迹般地重返舞台。

一个前辈说：“好的新闻讲述的是同理心或者是缺乏同理心而引发的故事。所以报纸既是世界上同理心行动的官方记录，也是人类同理心缺失的历史档案。”

没有年龄感的安妮

在美国生活的最初两年，我换过5个城市和16个地址。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工作生活，我都有强烈的暂时感和游牧感，而我的应对策略则是寻找那些永不过时的主题。我喜欢观察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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