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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七届文华奖参评剧目、由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排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是以红军长征经过六盘山为背景创作的一部大型原创音乐剧。该剧表达和传递的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价值，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诗中观史史中觅诗——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美学的历史的”启示录
苏米尔仲呈祥
以气壮山河的气魄审美化地再现红军长征这一史诗，是一种历史自觉、艺术自觉，更是一种文化自信。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历经5年精心打造的重点剧目《花儿与号手》，是一部以红军长征途经六盘山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从国家艺术基金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立项，到年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时至今日，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堪称是一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勇攀艺术高峰的“新长征”。
《花儿与号手》创作团队之所以不断地改进作品，就是希望打造出一部史诗般的精品。从“诗”的美学维度和“史”的思想维度来观照这一作品，我们不禁回溯起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的那一句历史的回响——“我评价你们的作品使用的是最高的标准，即美学的历史的标准”。
《花儿与号手》史中觅诗，在美学维度上自觉追求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从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美学升华。就《花儿与号手》的各美其美而言，该剧以六盘山高腔山歌“山花儿”为主要声乐表现形式，对“山花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音乐剧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剧中“山花儿”的歌唱形式与当地柔美的迎客舞、刚劲的踏脚舞彼此配合，相得益彰，无疑是对宁夏独有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艺术特色与审美优势的彰显。当然，主创团队并未止步于此，在努力开掘“山花儿”与民族民间舞蹈资源的同时，还融入了西方交响乐元素，增强了音乐叙事的层次感、饱和度、表现力，又在迎客舞、踏脚舞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方现代舞元素，使作品由各美其美通往中西方艺术交融互鉴互补的美美与共之境，从而由诗、乐、舞共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画卷。
中国艺术讲求形神兼备，甚至力求“神”高于“形”、写意高于写实。在《花儿与号手》中，由诗、乐、舞之“形”升腾出的是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是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此乃该剧神韵之所在，并在舞台上化为富有革命崇高感的阳刚之美。剧中的男主人公红军小号手李瑞金于征途中因战斗负伤，在六盘山区与女主人公回族医生白源泽之女花儿相识，李瑞金在白家疗伤期间教会花儿吹奏小号，这是对红军向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理想的美学化隐喻。李瑞金与花儿不仅成为音乐知音，更升华为革命战友。以李瑞金为代表的红军战士和以花儿为代表的各民族群众结成正义的力量，在与国民党马家军的斗智斗勇、生死较量中体现出革命崇高感的阳刚美，这种阳刚之美通过高亢的“花儿”声腔与热烈的民族舞蹈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乡亲们在长征精神感召下获得了觉醒，此时的军号成为人民力量的象征，剧中合唱道：“听听听，听见千军冲锋，听听听，听见万马奔腾，听见清水河的浪，听见六盘山的风，听见号声人心嘭嘭，听见号声热血沸腾。”这是对长征史上红军与各民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真实之审美化提炼。这种面对强敌集结而形成的巨大凝聚力，托举起了军民一心的崇高美感。最后使全剧在历史厚重感的刚性美底色上升腾起刚柔并济的理想之美与生命之美，感人至深。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创作中务必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夯实历史根基，做足历史功课。一方面，《花儿与号手》对历史真实的提炼，细腻而真实地展现了长征精神对人民群众感召与引领的过程。剧中白源泽最初面对红军疗伤时说“若是红军被发现，全家人逃不过马匪的鬼门关”，这是合乎常理、合乎逻辑的历史推断。当乡亲们逐渐受到长征事迹、长征精神感召后，则唱出“我们是一家人，胡杨生长根连根，我们是一家人，患难与共见真情”的肺腑之言，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和精神上的升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军民互助、血肉相连点点滴滴间集聚而成。另一方面，《花儿与号手》在表现长征对人民群众的感召与引领的同时，也着力表现了各族人民群众对长征胜利做出的无私奉献，这是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对于丰富长征题材创作的一次思想维度的拓展。历史上，长征途经诸多民族地区，党和红军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戴。花儿与乡亲们的感人事迹是历史真实的舞台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如果把红军长征与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比作一部巨著，那么《花儿与号手》的故事只是巨著中的一页。在党和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今天，《花儿与号手》的演绎既是一场历史之旅，也是一场审美之旅，更是一场铸魂之旅。在历史与未来的天宇间，在美学与历史的维度下，《花儿与号手》的创作团队力图做到“诗中观史，史中觅诗”，以为人民立传、为历史画像、为时代明德的优秀作品，奏响新时代文艺进军的嘹亮号角！
于地域风情中表现革命历史的精彩之作——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
汪守德
红军长征像一部永恒的史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故事，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推出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的创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创作者是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宁夏采访时所拍摄，并用作《西行漫记》封面的红军号手的剪影照片，获得创作的灵感、想象与冲动，以长达3年之久的时间，进行革命生活题材的筚路蓝缕、别具匠心的新开拓，给我们带来某种观赏上的新惊喜、新体验和新认知。
地处宁夏的六盘山曾是红军长征的途经和战斗之地，从这一历史时空来挖掘和表现革命斗争故事，似乎是宁夏文艺单位义不容辞的应担之责。经过较为充分的论证和艰苦的创作排练，一部以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为背景、精心结构与打造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号手》，便赫然立在了舞台之上。
这是一部具有经典品相的音乐剧，贯穿全剧的是对花儿与小号手的深情赞美，揭示和表现的是危急关头存在于人间的无私大爱。作为剧作的主人公，花儿是拯救者的化身，如天使般美好，她主动施救红军战士瑞金的感人之举，尤其急中生智冒着生命危险，以打碎汤瓶割破手心动作为掩饰，骗过马匪闯过险关，既源自医者父亲白源泽“咱医家的本分救人当先，德比山高命比天大”等职业教育的深刻烙印，更体现出花儿圣女般质朴、可贵而崇高的内在精神品质，这是剧作最为令人揪心感动的情节和细节。剧中的黑暗势力可谓强大而猖獗，构成了对于正面人物极强的压迫感，而这正反衬和突显了主人公抗争的顽强与坚定。花儿后来与瑞金相处日久而相知相爱，或许是观众所期待的一种叙事走向和结局，但其更深刻的寓意在于，小号手瑞金所属的红军，是无边黑暗中民族希望之所在，使社会底层民众看到了阳光和未来。这也正是处于受压迫中的花儿被吸引、肯接近、冒风险的根本原因。两人的渐生情愫，在情感的最深处反映出某种历史的总趋势。两人最后的壮烈牺牲，虽然不免令人感到惋惜和悲伤，但具有强烈美感的思想艺术的冲击力，让观众对其抱有强烈深切的同情心。其所包含的深层意蕴是，有这样美好青年愿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一定有着美好的前景，也一定是无限光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剧作以其令人感佩的悲剧性力量，表达和传递的是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价值。
白源泽这个人物也塑造得较为真实成功，他时时表现得胆小怕事、明哲保身，但人物的身上又有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的风骨，关键时刻表现出不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可贵品性，是底层人民性格特征的一种有力折射，在花儿的形象塑造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影响、对比与烘托的作用。剧作通过表现花儿、白源泽等被压迫的宁夏普通人民对马匪统治的反感及奋起斗争，在人心向背的历史呈现中，揭示了我党、我军与各民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事实、本质特征和非凡含义。
《花儿与号手》是以现代音乐剧的艺术形式，来探索和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成功之作。花儿与号手的指称涵盖了地域与革命这两种元素，并在两者的结合上作出了卓越的努力。“花儿”既是西北地区独特的民间演唱形式，六盘山的“山花儿”更具鲜明的地域性和风情性，又用来作为叙事与抒情女主人公之名，具有情感与审美的双重寄托和承载的作用，也赋予与寄寓了人物时代性和民间性的纯真热烈的理想。音乐创作者根据剧作的文本叙事，以宁夏小调、无伴奏花儿、干花儿等音乐为素材，使用不同类型和风格“花儿”的单声部旋律、多声部旋律等，以及富于高度技巧性的配器与转调等方法，结合歌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等手段，采用独唱、对唱、领唱、合唱、三重唱、多重唱等演唱方式，来丰富剧作音乐的表现力。同时，该剧将宁夏的“花儿”同江西民歌进行有机、意味深长的音乐交汇，强调音乐剧人物形象的多元化特征，力求将乐声表达与肢体语言表达如脚踏舞、民族舞蹈等实现和谐统一，以彰显音乐剧独有的品质，从而构建起一部宏大而壮美、酣畅而精致的舞台艺术作品，使之散发出清新的山野风情与崇高的时代韵味。尤其是许多唱段写得声情并茂、优美动人，带有很强的民族感和抒情性，在观众的心底能够产生强烈的呼应和共鸣。
音乐剧《花儿与号手》通过多维度的艺术创新，使整部剧作看上去深情、流畅、隽永，反映出历史的、地域的浓郁风情，有着经得起推敲琢磨与耐人寻味的思想艺术品质。叙事人角色的穿插，起到了引导、转折、点题、深化的作用。“尕妹子手巧人好看”之类对于人物的描绘与赞许，以及花儿以雁为喻“托起你的翅膀，向温暖的地方飞翔”等唱词，既有口语化的晓畅直接，又带有诗情画意。军号、红军钱袋、染血的纱布等几种简单道具的设置和运用，既与事件紧扣，又异乎寻常精到巧妙，成为推动剧情、传情写意、刻画人物的核心事件和重要桥段，平中见奇地制造出一个个剧情的高潮，进而成就了一部当之无愧的既充满文化内涵，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好看耐看、值得称道的优秀音乐剧作品。
艺术解析人民军队制胜密码——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
胡一峰
长期以来，红军长征是颇受舞台艺术青睐的题材，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花儿与号手》以其鲜明有力的主题表达、凝练清晰的情节叙事、多层次的舞台营造、感人至深的人物塑造，在文学性、音乐性和戏剧性上都有精彩表现。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花儿与号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以戏剧的方式、音乐的语言，深刻解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战无不胜的密码。
全剧由仗义收留、花儿智救、军号传奇、歌海较量、真情如诉、号鸣花落6场构成，紧扣红军战士瑞金和回族姑娘花儿的相遇、相识、相知展开，崇高的革命理想、美好的青春情感，交相辉映。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鱼水之情，由此得到充分彰显。而这一主题表达和艺术效果的实现，最根本的源于创作者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思考和准确把握。音乐剧在抒情方面有其所长，这部作品充分发挥这一艺术特性，在意境营造、情感抒发等方面做得十分出色。比如，“军号”这一意象的建构和运用，既点明主题，又统摄全剧。如果说军号是革命之声的载体，那么花儿就是人民朴素的心声。在剧中，这两种声音相伴相随、交响和鸣，正表征着军心与民心相连相通。
该剧最值得肯定的恰是对人物的情感变化和思想升华作了细腻而富有层次的展现，以情态之“真”映射事态之“真”，从而把作品的艺术品质推到高点。剧作家赋予了花儿这个人物以鲜明的成长性，而花儿的扮演者则将角色心路历程中哪怕一些微妙的内心变化，加以精心演绎，用歌声、台词、动作乃至表情、扮相等，将其可视可听地呈现于观众眼前，让两个青年男女的心一点一点靠近的过程，产生了强大的共情效应，引导观众在花儿声声中经历了心灵的感动和灵魂的洗礼。
瑞金和花儿的故事，是长征路上的一件小事，出于艺术虚构，但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故事符合广大群众认识红军、信赖红军的历史真实。在党领导人民军队开展斗争的壮阔征程上，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红军指战员、一件件彰显人民军队初心的小事，让这支军队赢得了民心，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信心、底气和力量。无论是《向着温暖的阳光》中花儿的真情流露，《妈妈的味道》里瑞金对亲人的思念、对军魂的追寻，还是《听听听》的欢快欣喜，《哥当红军最光荣》的悠扬敞亮，《我就是红军》的坚定豪情，《我信你就像信太阳》的情深意长，剧中10多首歌曲旋律流畅统一、歌词通俗平实，既没有陷入令人尴尬的“话剧加唱”，也没有在一曲接一曲的歌声中迷失叙事的力量。声音的叙事和赋形功能在剧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叙述人角色的设置及表演，堪称全剧一大亮点。这位白须飘飘、头戴白帽的回族老者，既如旁观者也似当事人，每次幕间出场，都会带给观众一段韵味十足的“花儿”。他像一位参透天机的行吟诗人，以诗的语言把下一幕的剧情略略点出，让全剧更加层次分明、进展有序。事如亲见，歌如其人，红军战士瑞金歌声充满英雄气和革命情，如阳光洒下大地；“花儿”的歌声清澈纯真，好比在人眼前展开春天的愿景；共同引着观众以耳作眼，穿透舞台、穿透历史，抵达艺术的彼岸、信仰的高峰。
青春恋歌与长征赞歌的深情交汇——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
徐健
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立足六盘山，通过讲述一个年轻战士与回族姑娘在长征期间相识、相知、相恋，最终把生命献给了崇高的信念的故事，将长征精神的书写、“军民鱼水情”的赞颂、地域民俗民风的展现，融入一段青春的革命爱情叙事当中，赋予了同题材舞台作品叙事与艺术表现上新的质素。
“花儿”是宁夏及西北地区特有的民歌形式，更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载体，保留、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和历史记忆。用“花儿”的形式开启长征的叙事并贯穿始终，让革命与理想、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等这些反复书写的主题，有了全新的叙事维度与表达视角，这可以看作《花儿与号手》的特色之一。因为在以往众多表现长征的文艺作品中，恢宏庄严的叙事气度、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壮阔大气的表现形式时常成为其突出的艺术表征。该剧同样提供了一个宏大而悲壮的历史背景，那就是红军与马匪之间的斗争，但是在表现革命理想高于天时，却没有直面战场的惨烈与历史的跌宕，而是透过一位负伤的红军战士李瑞金在回族医生白源泽一家疗伤的短暂经历，尤其是李瑞金与回医之女花儿的情感变化，从军民情意、青春爱情的微观角度，对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红军要完成怎样的历史使命、红军赢得民心的基础是什么等关乎长征精神的问题，进行了形象而生动的回答，从情感的角度完成了对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图谱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的动情描绘。
“军号”是战斗冲锋的号角，也是敢于斗争、英勇无畏、忠诚信仰的红军精神的象征。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最早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上，一个手持军号、挺直脊梁、迎着朝阳、吹响前进号角的红军号手形象，就以“抗战之声”的时代之名，成为一段历史和一种精神的文化象征。
剧名中的“花儿”既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又是六盘山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形式和全剧主要的音乐基础。这种独特的形象设计和形式追求，让整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特别是音乐元素的运用，注重将宁夏小调、“山花儿”“干花儿”等西北地区民间音乐，与剧中主人公情感的表达、命运的走向相结合，与赣南民歌的音乐曲调相结合，与音乐剧的叙事性、抒情性相结合，使民间音乐在有效融入戏剧情节的同时，产生了地域文化与红色文化、民间风情与初心理想共生、共鸣的效果。
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西吉县单家集与阿訇彻夜长谈，留下了“回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红色佳话。《花儿与号手》中，深厚的回汉情意、牢固的军民团结在金色的军号、红五星钱袋、绣鞋垫儿等细节中得到了形象彰显，而唱词中不断出现的大雁与雁群意象，又成为红军的理想信念与责任使命，以及花儿、白林子等回族青年人向往光明和美好的象征。全剧没有那么多的宣言与口号，一切正如花儿与号手两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主人公一样，真挚、朴实，带着青春的无悔、承诺的坚定与团圆的期盼，也带着生命的热度、信仰的忠诚与必胜的信念，实现了青春恋歌与长征赞歌的深情交汇。
（文内图片均为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剧照刘海栋摄）
责编：李扬
年8月31日《中国文化报》
第5-32版刊发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专刊
其中第21版刊发
《诗中观史史中觅诗》、
《于地域风情中表现革命历史的精彩之作》、
《艺术解析人民军队制胜密码》、
《青春恋歌与长征赞歌的深情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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