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遗迹主要包括彩陶和岩画。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的仰韶文化和甘肃、青海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彩陶，除了描绘丰富的几何图案外，还有人物、动物图像，体现了一定的主题构思。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几个陶盆上，有人面鱼纹图案。面部造型奇特，头鱼，学者们认为这种图案可能与半坡氏族的信仰有关。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一个舞蹈彩陶盆，内沿上部画出3组15人手拉手舞蹈，舞者面向一致，头侧各有辫发，劲歌健舞，气氛十分热烈，生动地展现了几千年前原始舞乐的场景，以及远古先民的思想、感情。岩画分布广泛，最著名的是内蒙古阴山岩画。

画面多为动物和狩猎场景，还有舞蹈场景、祈祷场景等。形象古拙生动，风格豪放粗犷，内容大多与原始巫术礼仪密切相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夏、商、西周、春秋遗存的绘画作品。然而，通过考察青铜器上各种精美的图案和装饰，我们仍然可以隐约捕捉到青铜时代绘画艺术的基本精神和面貌。

此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当时的宫廷或政治建筑上有丰富的壁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建筑消失了，附属壁画也消失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独幅画，是战国时期楚国墓出土的帛画，分别是《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两幅帛画都描绘了人物肖像：前者是一个女人，上面画着飞龙凤。

后者是一个驾驭巨龙的男人。两幅画采用相同的绘画技巧和构图方法，墨线勾画，主体人物为正侧图像。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绘画以线条为元素的技法已经形成。秦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帛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汉代称为非衣或飞衣，呈T形，画面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描绘天庭、人世。表现手法一方面继承了战国白描人物造型的方法，另一方面创造了以墨线为骨的重彩画形式，采用矿物颜料平涂，色彩对比强烈，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棺材是汉代漆画的代表作，画法生动，线条奔放，气势磅礴。汉墓壁画在河南、广东、山东、山西、河北、辽宁、甘肃、江苏、陕西、内蒙古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墓壁画结合了线与填色相结合，风格粗犷，用笔简洁夸张，注重表现人物表情，画面效果极为生动。

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壁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墓壁画，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瑞禽、风节的方相氏、月亮和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整个画面五彩缤纷，天国奇幻。汉代壁画包内容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宴会和狩猎的生活场景、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西汉洛阳烧沟墓壁画绘有鸿门宴等历史故事，笔法简洁豪放，线条粗犷劲利，将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还有东汉辽宁营城子墓壁画、东汉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壁画等。装饰性墓室、祠堂、石阙画像石及专门用于墓室的画像砖，在我国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国，其中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最为突出。

武祠中有50多幅构图完整的画像石，全部为阳刻，装饰意义浓厚，题材丰富，包括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汉代画像石刻虽然以刀代笔，但与帛画、壁画有一定的共性，在艺术表现上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

从战国到汉代，中国传统绘画基本确立了线条造型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中国绘画基本技法所需的笔、墨、纸、现已成熟，为书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发现表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上残留的朱书和墨迹，都有使用毛笔的迹象。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春秋晚期毛笔，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毛笔，湖北云梦睡虎地，甘肃天水沙滩出土的秦代毛笔。

可见毛笔制作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制作工艺。甲骨文中出现的墨书表明商代已经开始用石墨书写文字。考古学家将人工造墨的历史确定为汉代。最初的人工挠是墨丸，使用时磨成汁。在东汉时期发明了墨模，使墨的样式趋于规整。从东汉到清代，制墨业不断发展，各种风格和用途的墨水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纸张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纸在中国画艺术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东汉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然而，20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纸张早在西汉就出现了，但当时的纸张质量较差，不能用于书写和绘画。到了西汉后期，纸张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蔡伦改进了原材料和工艺，生产出高质量的纸张。

此后，纸张成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主要载体。而且最适合中国画创作的千年寿纸的宣纸。宣产于安徽古宣州，主要原料为当地特有的檀树皮和沙田稻草，具有光、细、绵、韧、轻、软的特点。宣纸有生有熟。熟纸的特点是不渗墨，经得起多次渲染，主要用于工笔画。生纸具有很强的吸墨性，墨色可以达到水墨交融的效果，主要用于书法和水墨写意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乱，经济衰退，但思想文化极其活跃，尤其是老庄思想，被文人医生视为精神支柱，导致魏晋风气弥漫。汉代已经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发展迅速。

各种思想的碰撞与交融对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绘画实践的深入，绘画的主题内容日益扩大。除了人物画的大发展，山水、花鸟画也初具规模。在此期间，影响较大的画家有东晋、南朝顾恺之、陆探微、杨子华、曹仲达等。顾恺之，字长康，无锡人。

出身士族，是六朝时期最有影响力、最典型的士大夫画家，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都是历代抄本。

顾氏作画，强调以形写神，非常注重人物内心活动与表情神态的一致性。根据西晋张华同名文章创作的《女史箴图》，以图像的形式宣传宫廷女性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画中人物人物造型高雅典雅，用笔沉着有力，线条古色古香，如春蚕吐丝，后人称之为高古游丝描。《洛神赋图》是一幅以曹植《洛神赋》为主题的浪漫画卷。图中风景多变，曹植和洛神反复出现，塑造了洛神的美丽形象。

南朝陆探微擅长画名师肖像、宗教壁画和风俗画。人物面形清瘦，被称为秀骨清像。擅长画肖像和佛像的张僧佑，用笔简洁而有概括性，笔法被称为疏体。北方的杨子华，以擅长画鞍马人物而闻名；曹仲达则以画梵像而闻名，所作人物其体稠叠，衣服紧窄，世称曹衣出水。

在此期间，佛教的繁荣促进了石窟壁画的快速发展。这些壁画的主要遗迹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永靖炳灵寺石窟。绘制的内容主要是佛本生的故事，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敦煌是汉唐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咽喉，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汇点。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东南约20公里的悬崖上，内容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佛像画，即以佛为主体的说法图，是供人供养礼拜的神像；另一类是故事画，是向人们灌输佛教思想，宣传佛教教义，第三类是装饰图案，这些图案往往具有佛教文化的象征意义。

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作为最早较为系统的三篇画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绘画理论观点：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置阵布势。以形写神是指艺术创作不仅要描绘客观物象，还要注重对其精神和本质的追求。迁想妙得是指绘画不能满足于对自然景物的简单模仿，而应以心统物，以情制景，达到心与物、情与景、抒发与描写的统一。

定阵布势是绘画章法构图的基本原则，即根据题材内容和精神内涵在方寸之间合理经营位置。南齐谢赫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意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

对中国画的审美境界、基本手法、造型要求、墨色关系、学习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成为中国画发展的指导纲领，并一直影响着今天。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伟的《叙事》是两部著名的山水画理论。其基本思想是肯定山水画的审美作用，促进隋朝以后山水画的独立发展。